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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苦為樂,是所有學問家的傳家寶

杜澤遜
2025年01月20日08:12 | 來源:光明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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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標題:【我是這樣做學問的】

我做的學問是“古籍整理與研究”,之所以走上古籍整理道路,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家庭影響。我的父親是一位中學語文教師,經常給人家寫對聯,對《聊齋志異》《紅樓夢》很熟,也看《牡丹亭》、魯迅雜文等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父親躺在東廂房臥室,手裡拿著書,對著小窗戶看。所以我考上山東大學中文系后,跑圖書館、跑書店,看的書以新舊版古籍居多。

家庭或者個別老師的影響,往往決定一個人的一生。

1987年,我從山東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生班畢業,留校工作,做王紹曾的助手。王紹曾早年畢業於無錫國專,畢業后到商務印書館校史處參加張元濟主持的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校勘工作。1963年進入山東大學圖書館從事古籍工作,1983年調任山東大學古籍所教授。

我在山東大學古籍所工作之初,王紹曾主持的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,這也是中華書局約稿。當時的辦法主要是寫卡片、排卡片,把清朝人的著作逐一登記上,形成這樣一部記載清朝人著作的書目。這項工作進行了多年,成果獲得教育部一等獎。

在這個過程中,我需要經常去北京王府井大街中華書局。每次去我都要逛琉璃廠。有一次買到一部《四庫存目》線裝本四冊。所謂“存目”就是隻保存目錄,而《四庫全書》不收錄這些書。可是《四庫存目》的書多達6793種,《四庫全書》收錄的才3400多種。《四庫存目》裡的書有顧炎武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,還有湯顯祖、袁宏道的詩文集,重要的書很多。琉璃廠擺出的這部《四庫存目》有紅色、黑色兩種批注,注的是這些《四庫存目》書的版本。批注者的目的,是對乾隆年間修《四庫全書》時未能入選的《四庫存目》書進行版本調查。他的批注量很少,所以我打算接著做調查工作,最終寫一部專著《四庫存目標注》。

就在我開始工作不久,1992年第三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北京香山飯店召開,周紹良指出《四庫存目》的書很重要,要調查收集出版一套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,與《四庫全書》配套,胡道靜也表示贊成。他們的發言發表於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上。我在濟南看到這個發言,就坐不住了,去找山東大學古籍所所長董治安。

董治安也參加了那次會議,他給我出了一個主意,寫一篇關於《四庫存目標注》的說明,寄給時任中華書局總編輯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的傅璇琮,還有趙守儼、安平秋、章培恆、周勛初、黃永年等。很快傅璇琮、趙守儼回信,予以肯定和鼓勵。傅璇琮把我的《四庫存目標注敘例》發表在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上。

在那次會議后,北京大學教授劉俊文提出編纂出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計劃,交到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。組長匡亞明予以批准,立為國務院古籍整理項目。北京大學方面推舉季羨林擔任總編纂。隨后經傅璇琮推薦,我加入了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編委會,后來擔任總編室主任,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四年。

在北京大學期間,我經常每天隻睡五小時,原因是《存目》調查研究工作要提前拿出成果,供《存目叢書》使用。從各地圖書館復制來的古書,需要鑒別版本。這些工作都是集體完成的。

我曾多次到季羨林家拜訪請教。季羨林住未名湖后湖北邊的朗潤園,一樓東頭兩戶都是。東邊一套是書庫,裡頭全是書。南陽台是玻璃封起來的,季羨林就在南陽台擺上書桌,作為工作室。書桌右邊靠牆是個書架,上頭擺一些常用的書。季羨林晚飯后八點多就睡覺,大概一兩點就睡醒了,起來開始研究、寫作。季羨林工作的陽台,前頭是未名湖后湖,燈光與湖水相映,遠近都可以看到,人們說他治學勤奮,是“朗潤園的第一盞燈”。

回濟南前,我把十幾個硬皮本用塑料袋裝好,送到古委會交給劉玉才、顧歆藝,告訴他們:“這是《四庫存目標注》,我的命根子。”他們當我的面放進古委會鐵皮櫃子。1997年10月底,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在經歷了較為艱難的工作后終於出齊了,共1200冊。先是在北京大學光華樓開了一個總結大會,編委會委托我作了總結發言。第二天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舉行了隆重的慶典,季羨林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,講話中特別提到我。之后,我的《四庫存目標注》又經過數年努力,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精裝八冊。這部著作經歷了15年時間,備嘗艱辛,后來入選第三屆宋雲彬古籍整理獎,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欣慰。

我在從事這項學術工作的過程中,目錄學、版本學方面有很多收獲。《四庫存目》的6793種古籍的傳世版本,基本上調查鑒別清楚了。至於發現一些重要古籍,例如大連圖書館藏《節序同風錄》抄本,原書不題撰人,我根據內容確定為孔尚任“失蹤”的遺著,也不乏其例。

學術研究固然需要深厚的基礎,但是碰到真正的專家作為導師,碰到特殊的刺激引發靈感,碰到虛懷若谷的長輩予以提攜,碰到友好的同輩予以幫助,都是非常關鍵的。

我做學問沒有什麼“坎”,如果說有什麼困難,我覺得大項目曠日持久,而考核周期短,一年一考核,三年小考核,六年大考核,考核標准又不利於古籍整理學科,是長期的困擾。但是,我覺得隻要有恆心,方向對,做的是真學問,總有一天會發生“質變”,這個標志,就是評價標准開始變了,原來考核不被看重的成果,忽然“值錢”了。我的經驗,是堅持、忍耐。在“內卷”中要學會甘拜下風,吃得苦中苦,方得甜中甜。以苦為樂,是所有學問家的傳家寶。

(作者:杜澤遜,系山東大學講席教授、《文史哲》主編)

(責編:李依環、孫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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